宋理宗上 (第2/2页)
会女直以灭契丹，非女直之为之也。女直无藉援于宋之情，亦无遽思吞宋之志。童贯听赵良嗣闲道以往约，而后启不戢之戎心。使宋闭关以固守，则女直不能测宋之短长以思凌夺。
且宋之于契丹也，无君父之仇，则援而存之以为外蔽，亦一策也。不此之虑，而自挑之，其咎无可委也。会蒙古以灭女直，则宋未有往迎之心，而王楫自来，其势殊矣。蒙古之蹂女直也，闻之则震，当之则靡，左驰右突，无不逞之愿欲。
其将渡河而殄绝之，岂待宋之夹攻而后可取必？然且闲道命使，求之于宋者，其志可知矣。女直已归其股掌，而涎垂及宋，殆以是探其情实，使迟回于为欣为拒之两途，而自呈其善败。故曰宋之应此亦难矣。
藉不许其约而拒之与？则必有拒之之辞矣。有其辞，抑必有其践之之实矣。
拒之而不以其理，则辞先诎；如其辞之不诎，而无以践之，则为挑衅之媒，而固艹然不敢尽其辞。
将应之曰：“金，吾与国也，世与通好，盟不可寒。今穷而南依于我，固不忍乘其危而规以为利。“如是以为辞，而我诎矣。君父囚死于彼，宗社倾覆于彼，陵寝发掘于彼，而以迫胁要盟之约为信，抑将谁欺？
明恃女直为外护，以缓须臾之祸，而阳托不忍乘危以夸志义；怯懦之情不可掩，而使其谋我之志益坚，则辞先诎，而势亦随之以诎矣。
惟其不可，故史嵩之亦无可如何，宁蹈童贯败亡之轨而不容已于夹攻之约。昏庸之臣主，势所不能自免也。
诚欲拒之而善其辞，必将应之曰：“金，吾世仇也，往者我有不令之臣，听其诈诱，资之兵力以灭辽，谓举燕、云以归我；辽命既剿，猝起败盟，乘我不备而倾我宗社，吾之不与共戴天久矣。
徒以挫折之后，国本未固，姑许之和，以息吾民而用之。今者生聚于数十年之余，正思悉率师武臣力以洒前耻，而天假于彼，驱之渡河，使送死于汴、蔡。今河北之地，彼且渐收之以入版图，河南为吾陵寝之土，我固将起而收之，俘守绪而献之祖庙。定河北者，在彼有余力而可不须我也；河南者，固在我运筹之中，而抑可不重烦于彼。吾视吾力以进，各以所得为疆域；待之金孽尽殄，封畛相联，然后遣使修好，讲睦邻之盛事。
今方各有中原之事，未遑将币，信使之来，钦挹嘉问，敬闻命矣。“如是以答之，则我义既伸，彼奸亦擿。辞不诎矣，而实不足以践之，狡焉思逞之猾虏，岂可以虚声詟服者哉？志不定，胆不充，固呐焉不能出诸口也。
虽然，宋于此时，诚欲践此言，抑岂无可恃之(甚)[具]哉？童贯之夹攻契丹也，与刘延庆辈茸阘之将，率坐食之军，小入则小败，大入则大溃，残辽且竞起而笑之。
祸已成，势已倾，所仰望以支危亡者，又种师道之衰老无能者也。及理宗之世而势屡变矣，岳、韩、刘、吴之威，挫于秦桧，而成闵、邵弘渊、王权、张子盖习于选懦，故韩侂胄蹶起而旋仆。乃(至)[自]侂胄之乐进武人而重奖之也，于是而虔矫之才亦为之磨厉。
孟宗政、赵方、孟珙、余玠、彭大雅之流起，而兵犹足为兵，将犹足为将，战犹有以战，守犹有以守，胜犹非其徼幸，败犹足以自持。左支右拒于淮、襄、楚、蜀之闲，不但以半割残金，而且以抗衡蒙古。
垂至于将亡之际，而西川之争，旋陷旋复，襄、樊之守，愈困愈坚。吕文焕、刘整反面倒戈，而驰突无前，率先阿术、伯颜以进。如使君非至闇，相匪甚奸，则尽东南之力，以扑灭分崩之女真而收汴、雒，固其可奏之功。以视昔之闻声而栗、望影而奔者，强弱之相差亦远矣。诚奉直词以答蒙古，奚患言之不践，徒资敌笑乎？
君国者，理宗也；秉成者，史嵩之也；继之者，贾似道也。通蒙古亦亡，拒蒙古亦亡，无往而不亡，则虽欲善为辞以应之，而固无可应。
不得已而姑许之，明悬一童贯、王黼之昭鉴，为异日败亡之符券，而有所不能避，固其必然矣。通而计之，酌时势而度之，固有可不亡之道。而要非徒拒蒙古会师之约，可以空言为宋救也。空言者，气矜而不以实者也。
四
尝论之曰：浮屠氏以生死为大事。生死者，一屈一伸之数，天之化，人无得而与焉，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而可矣，恶足以当大事哉？君子之大事，在仕与隐。
仕隐者，君子之生死也。方仕而隐，伸而必屈也，而唯己自屈，物不能屈焉。方隐而仕，伸其所屈也，而唯己自伸，物不能伸焉。有可以仕，有不可不仕；有可以隐，有不可不隐。持之以大贞而存其义，酌之以时宜而知其几。生以之生，死以之死，生不虚而死不妄。
不轻以身试天下，不轻以天下试其身。终身守之，俄顷决之，皆存乎一心。故曰仕隐者，君子之生死也。
君子之道，仕者其义也，隐者其常也，知仕则知隐矣。故君子之仕，其道非一，而要皆以可于心者为可于道，则一也。天下待以定，民待以安，君待以正，道诚在己，时不可违，此其不可不仕者也。
鲁两生之德，不足以胜之，而高自骄语，无谓也。其次，则天下已治安矣，出而无以大异于出也，而君以诚求，贤以汇升，治以赞襄而益盛，则义在必仕而时顺之，虽可以隐弗隐也。
周党、严光、魏野、林逋之欲自逸者，非也。其次，则治与乱介，而国是未定；贤与奸杂，而流品未清；君子急将伯之呼，小人深侧目之妒，可弗仕也。而自牖之约可纳，同声之应不鲜，志诚贞而忧患诚不能以中辍，则出入于风波之中，而犹可不为之葸退，固志士之自命者然也。
其下，则君昏而不察，**而不容，怀悲愤以愍颠隮，忤权臣而争邪正，于是斥之、罢之、窜之、逐之，乃至诬以罪罟，罗以朋dang，而伏尸于都市，此诚不可仕矣。而业已在位，无可避之鈇钺，则逢、比之遗烈，未尝不可追，而勿为挟全躯保妻子之谋，以引身佚处。仕与死相因，死不可畏，仕亦不可为之中沮矣。
呜呼！小人之杀君子，君子弗避焉者，假以君之威灵，诬以国之刑典，既分义之不可逃；而其死也，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，则奚必死之愈于生哉？
凡小人之贼贤以乱国者，类出于此。唯理宗之世，史嵩之当国，其杀人独异于是。忌之也愈甚，而仇之也愈隐。议论弗争也，禄位弗夺也，酬酢如相忘也，宴笑如相好也，投酖于杯酒盂羹之中，仓卒以死，而片语不能自伸。天子莫能测其械，盈廷莫能讼其冤。
若此者，犹与之共立于朝以相抵啎，是抱蝮以寝而采堇以茹也。则诚所谓岩墙者矣。焉有君子而陨其生于杯酒盂羹者乎？需迟顾眄，不勇退于崇朝，不亦惑乎？
不可死，则不可仕。不可仕而不谋隐，可不死而不贵生，死有轻于鸿毛，徐元杰、刘汉弼、杜范当之矣。乃于时环顾在廷，无有引身而去者，则当时之人才亦大可见矣，尚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？
呜呼！不可仕而犹可隐，以视进不可仕、退不可隐者，又奚若邪？嵩之杀士之日，去宋之亡犹三十余年，则知命贵生以不自辱，固有余地以置此身。
若嵩之者，不与争权而毒亦释矣。过此而愈难矣。谢皋羽、龚圣予、郑忆翁、汪水云诸子者，仕既无君，隐亦无土，欲求一曲之水，一卷之山，散发行吟，与中原遗黎较晴雨、采橡梠而不可得，然后君子之道果穷。如之何可隐不隐，而以死殉簪绂也哉！